香港国际专业发展学院 学术顾问 陈志成 陈浩云

志愿服务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与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指标。在香港，无论是在大型活动、社区照顾、环境保护还是跨境救援中，都能广泛看到义工的身影。这种成熟的义工文化背后，并非单靠市民的自发热情，而是依赖一套严密的政策架构、专业的统筹机制以及多方主体的深度协同。全面了解香港的志愿服务，必须从立法与政策背景、核心推动机构、多维度的实践模式，以及最新发展的关爱队制度进行多维度的学术与实践探讨 (社会福利署，1998)。

香港并未制定单独的《志愿服务法》或《义工法》。特区政府与法律界普遍认为，过度立法的硬性规管可能会在无形中削弱市民自发参与的热情，因此主要通过行业约章、行政指引以及现行的通用法律来间接规范和保障志愿服务。在行业自律层面，由义务工作发展局于 2011 年制定的《香港义工约章》是香港志愿服务界最核心的指导性文件，明确了义工的权利、责任、机构的管理规范以及道德操守，属于行业自律和社会共识 (义务工作发展局，2011)。在法律责任与风险防范层面，义工在服务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或造成他人损失，适用香港的《疏忽责任》及普通法原则。为了保障义工的合法权益，香港的公益机构通常会为注册义工购买团体意外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以建构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此外，在经济激励与财税配套层面，招募和组织义工的机构大多根据香港《税务条例》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 (即属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市民或企业向这些符合条件的慈善机构捐款 100 港元以上可以享受税务扣减，此项财税政策间接拓宽与稳固了志愿服务机构的资金来源 (税务局，2023)。

与此同时，香港近年亦逐步强化志愿服务中的儿童及弱势人士保障机制。部份涉及儿童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的义工服务岗位，机构会要求义工申请「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以确认申请人没有相关性罪行定罪纪录。该机制由香港警务处于 2011 年推出，原先主要适用于以儿童或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有密切接触的受僱工作，近年则逐步扩展至部分志愿工作范畴，以加强对服务使用者的保障 (香港警务处，2025)。此类背景查核制度反映香港志愿服务虽然强调民间自发参与，但在服务弱势群体时，仍高度重视风险管理与专业操守。

在此法制环境下，香港构建了由政府、法定机构与民间组织紧密交织的「三驾马车」推动架构。自 1998 年特区政府推广义务工作以来，社会福利署便从官方层面主导推动全港性的推广义务工作运动，并建立了统一的义工服务网络和嘉许系统，为志愿服务提供了坚实的行政支持。在专业统筹层面，义务工作发展局作为一个专门协调和发展义务工作的专业非营利组织，承担了全港义工的中介角色，专责义工的招募、专业培训、提供义工约章指引，并管理着庞大的香港义工团注册会员制，实现了志愿服务的人力资源专业化管理。在民间网络层面，诸如东华三院、保良局、香港红十字会、救世军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型慈善机构，以及近年成立的香港义工联盟，拥有极强的社区渗透力，是日常义工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与基层网络中坚。

香港的志愿服务实践呈现出日常化与专业并行的特征。首先，这是一种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生活态度。在学生群体中，教育局在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大力推广义务工作，例如通过学校的学生服务计划或一生一体艺与多元发展，将义工服务与学校表现挂钩，让孩子从小建立利他意识。在家庭与银发群体中，社区倡导家庭志愿者 (亲子义工)，鼓励父母带孩子一起做服务；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大量的活力长者在退休后投身义工，形成老有所为的良性循环。其次，现代香港的义工服务早已超越单纯派发物资或清洁社区等体力劳动，医疗、法律、会计、资讯科技、心理辅导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经常通过专业无偿服务形式参与，且机构在招募义工后也会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确保了服务的高质量输出。此外，完善的激励与嘉许机制亦是一大助力，特区政府与相关机构常年举办权威性的嘉许典礼，根据服务时数颁发奖状。民间亦有不同形式的嘉许与奖励计划，例如年轻人义工服务满一定时数可以换取迪士尼乐园门票；个别社区曾推行「时间银行」形式的互助计划，义工可以用自己服务的时数换取其他义工的服务或生活物资，形成了良好的内部激励闭环。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企业社会责任在香港发展得非常成熟，许多大型企业都将企业义工队视为企业文化与环境、社会及管治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香港的银行、地产、公用事业及海关等政府部门几乎都拥有自身的企业义工队。企业不仅出资支持公益，还通过给予员工义工假等方式，鼓励员工利用工作时间回馈社会。在组织与管理层，大型企业通常具有高度的系统化运作特征，由企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部或人力资源部等下设的专责团队统筹，并成立跨部门的义工委员会来动员同事。多数大型企业每年提供 2 至 5 天不等的有薪义工假，部分企业更实行时间配对基金 (如员工投入 1 小时义工服务，公司便捐出特定金额予该社福机构)，将人力与资金支持深度结合。现代企业义工强调技能导向与专业无偿服务，例如银行的金融科技团队教难长者使用网络银行与防范诈骗，地产商的工程师与测量师为基层修葺房屋，且在行政总裁及高管团队亲自带头的示范效应下，有效提升了员工的参与意愿。

在实践中，社会福利署大力推动商官民三方合作，为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了强大平台。以港铁公司为例，其「铁路人 铁路心」义工计划鼓励员工参与社区服务，并与不同社福机构合作推展关爱长者、弱势家庭及社区支援的活动。港铁除提供资金与后勤支援外，亦鼓励员工结合自身专业经验参与义工服务，将企业资源与社区需要相互连结 (港铁公司，2024)。中华电力 (中电) 曾透过「中电社区节能基金社区支援计划」推行社区支援与节能探访服务，向基层家庭提供节能电器及家居安全支援，直接降低基层电费负担，兼顾扶贫与环保目标 (中华电力，2023)。汇丰银行则采取资金资助与智库支持以及员工参与的模式，透过「汇丰银行慈善基金」以企业义工及慈善基金支援中小型社福机构能力建设，切实提升了本地社福界的整体营运能力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2023)。此外，信和集团推行「信和友心人」义工队，运用企业的专长，传扬关怀，服务社群。地产商利用其管理的物业空间与民间环保团体合作，在商场与住宅屋苑推行生物多样性与厨余回收计划，并联同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社工探访深水埗区 55 个基层家庭，于社区传扬欢乐 (信和集团，2024)。

这些成功案例表明，香港商民跨界合作之所以能达成长期双赢，核心要素在于三点。首先是优势互补，非政府组织拥有深厚的社区网络与专业社工技能，企业则拥有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与庞大人力，结合后提升了资源整合效率。其次是专业配对，成功的项目不再是企业一味出钱、员工出劳力去扫地，而是将企业的核心能力与社会痛点精准对接。最后是成效量化，香港企业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报告，因此非政府组织在与企业合作时，会配合进行严格的成效评估 (如服务时数、受惠人数、社会投资回报率等)，确保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使企业义工队跳出单纯的公关宣传，成为社会服务的重要补充力量。

香港的地区服务及关爱队 (关爱队) 是近年地区治理和志愿服务领域的重大创新。自 2023 年起在全港 18 区全面启动，第一期关爱队在两年间合共探访了约 61 万个长者户及有需要住户，提供近 10 万次简单家居或支援服务。特区政府随后宣布将关爱队恒常化，并增加第二期资助金额五成，第二期全港 18 区 455 支关爱队已紧接投入全面服务 (民政事务总署，2025)。关爱队有别于传统非政府组织的义工队，它是香港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与区议会及地区三会 (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 共同构建起协同高效的地区治理三驾马车。在组织与运作模式上，关爱队体现了高度的官民协同与小区为本特征。特区政府把全港 18 区划分成 455 个小区，每个小区各设一队约 8 至 12 人的关爱队小队。各区的民政事务专员担任该区所有关爱队小队的总指挥，政府不仅直接下达关键绩效指标，还联同各相关部门为志愿者提供突发事故应变和长者沟通技巧等专业培训。其资源配置采取政府部分资助与民间自筹相结合的模式，并动员同乡社团、地区重要慈善团体等承办主力共同开源。

关爱队志愿者的日常工作高度务实，主要围绕日常精准关爱、突发及紧急事故支援，以及政策解说与民意上报三大核心功能展开。在日常精准关爱层面，关爱队打破了传统志愿服务多依赖求助者主动接触的被动性，强调主动出击与精准扶贫。志愿者们根据各自小区的区情区需灵活提供服务：在旧区与三无大厦，志愿者主要开展上楼探访，针对独居长者、双老家庭、低收入住户登记刚性需求，赠送生活物资，并为有需要的长者或残疾人士提供更换灯泡、维修水龙头、加装防滑扶手等微型家居维修工程；而在高尚住宅区，关爱队则更倾向于建立邻里互助平台，组织居民发挥专长服务他人。在突发及紧急事故支援中，关爱队志愿者会立刻转化为基层应急力量，不论是面临台风、暴雨、火灾或突发停电，他们皆能第一时间协助搬运和派发电器、饮用水及应急物资，并协助行动不便的弱势居民撤离至政府设立的临时庇护中心，提供现场秩序维护与安抚。同时，志愿者还承担着政策双向桥梁的角色，在探访过程中向基层市民解释最新的政府惠民政策，并将街坊们最真实的社区意见及时收集，通过民政处向上反馈给政府。

关爱队的出现并非取代原有的义工体系，而是为香港的志愿服务实践带来明显的组织模式转变。首先，它实现了从碎片化到网络化的空间结构转变。以往的义工服务往往由不同非政府组织各自策划，在缺乏横向协作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某些热门社区资源过剩、偏远或无名旧区无人问津的资源错配现象；而关爱队以 455 个小区为单位进行网格化精准覆盖，确保了全港没有任何一个角落会成为志愿服务的盲区。其次，关爱队催生了助人自助的邻里内生循环。由于关爱队的志愿者很多本身就是当区街坊，这种在地化特征催生了独特的邻里循环。在实践中，不少曾接受过关爱队帮助的基层居民，被志愿者展现出的热诚打动，进而选择加入关爱队成为新一代义工。这种街坊帮街坊的模式，极大地凝聚了社区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将外在的慈善救助转化为社区内生的治理与关怀力量。

综上所述，香港志愿服务体系的成功，得益于其独特的现代城市治理路径。虽然在字面上缺乏一部《志愿服务法》，但香港透过完善的社会组织法制环境、高度自律的行业约章与全方位的社会嘉许机制，成功构建起了一个极为高效、健康的志愿服务生态。这种模式既保障了服务的安全与质量，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民间的自发活力。在此基础上，企业义工队与商民合作的深度融合，使志愿服务跳出了单纯的公关宣传，成为推动香港社会福利和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最新推行的地区服务及关爱队，则是把民间的利他热忱与官方的行政与资源网络深度绑定的一次成功实践。它让志愿服务不再只是偶发性的慈善活动，而是转化为了全港基层社区一种恒常化、网格化的治理与关怀力量，为研究城市自愿服务与基层自理提供一个具参考价值的案例。

香港志愿服务的发展方向，或将不再局限于传统关怀与支援服务，而是逐步朝向更专业化与功能版的公共服务模式演变。随着社会对社区自理、邻里协调及基层纠纷处理需求日益增加，具备专业知识与调解能力的志愿者服务，未来还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尤其在物业管理、邻里冲突、家庭关系及社区争议等范畴，志愿者若能结合调解、沟通与社区协助能力，或可成为正式公共服务体系之外的重要补充力量，推动香港志愿服务有传统慈善援助逐步走向专业化社区自理参与。